我有權不愛國,並且有權說出來

既然憲法規定信仰自由,也規定言論自由。
那麼我有權不愛國,也有權說出來:我不愛國。
不愛國並不是叛國。叛國是非法的。不要混淆概念。

國家是什麼?中國政治課本給出的,國家的定義是: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。

我自己的定義則是,祖國祇是我們碰巧降生的地區而已,和居住的小區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。居住在這裡,不是必須愛國的理由。我不欠這個國家任何東西,例如義務教育,很無恥的叫做“義務”,可是我沒享受任何福利,完全是我父母在掏錢,更噁心的是,掏錢買的知識、服務、物品等,都是質量很糟糕的,是我不想要的,純屬強買強賣。所以,不要把愛祖國和愛父母混淆,父母為我付出很多,必須愛父母是應該的。國家嘛,國家有愛過我咩?國家有給過我一根毛?

即使愛國,愛國和愛政府是兩回事。
我認為,政府就是服務機構,我們納稅人花錢養著政府,是來服務我們的。還是拿小區做比喻,政府相當於物業公司,你會愛物業公司麼?不,你只會評價它的服務是否滿意。

愛或不愛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,沒有人有權利把自己的理由強塞給別人。

以上是我的觀點,接下來推荐一篇文章《我有權不愛國嗎——當愛國主義遭遇個人自由》作者房犁洲,2010-10-1發表於博客中國。之所以搬運過來,而不是鏈接過去,因為現在他的博客,原文已經木有了。


希望不是有關部門給刪的,因為若是政府違憲,太心寒了!順便說一句,遇到喜愛的文章,趕緊保存了,別以為收藏了,下次去看還存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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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有權不愛國嗎——當愛國主義遭遇個人自由》原文:
    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(10.1),很自然讓我聯想到了愛國的話題。於是作此小文。

    愛國是高尚的情操。這一點,我不懷疑。人民有義務為國家而奉獻,我也不懷疑。

    問題是,誰有權強迫人民為國奉獻?人民為國奉獻有沒有限度?如果有,是一個怎樣的限度?

    美國曾經發生過的一起事件可以用來解答這些疑問:

    當今世界的立國思想可以劃分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。美國以個人主義立國,這是沒有爭議的。但個人主義並非不要集體(當然,集體主義也並非不要個人),美國聯邦政府也曾作出過以國家之力推行愛國主義的嘗試。比如國會規定,向國旗宣誓是每個公民的義務,甚至因此而規定了統一的誓詞:“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其所象徵的共和國,上帝護佑,聯邦一體,願自由公正與我們同在。”(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,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,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。)這份誓詞寫得​​很優美,如果不是因為一起著名的案件,我們幾乎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問題。

    事情是這樣的。美國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,這個國家的主流宗教雖然是新教,但也存在無數的小教派,耶和華見證會即是其中之一。這個教派“只相信耶和華是真神,反對主流基督教的聖父、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的教義”(引自任東來文章)。他們討厭偶像崇拜,拒絕向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致敬。 1936年,賓夕法尼亞麥諾斯維爾小學10歲的威廉(William)和12歲的莉蓮(Lilian)突然決定不再向國旗致敬。理由是,崇拜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均與耶和華見證會的教義衝突。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,學校開除了兩個孩子。孩子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訴訟。 1940年,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。其時正值二戰。

    這個案件所凸顯的問題是:當愛國主義與宗教自由相衝突時,該如何取捨?

    受二戰的影響,美國國內愛國主義思想抬頭,法官也是人,同樣生活於人間,難免受這種愛國情緒的感染。在此背景下,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:國旗是我們國家統一的象徵,它在憲法的框架內超越了我們內部的各種分歧,學校可以要求學生向國旗致敬並作為強制性活動,如果以宗教的理由抵制這一活動,就會損害學校這一愛國主義的效果。培養孩子的愛國情操有益無損,家長應在在無損於自己權利的範圍內,勸說自己的孩子理解效忠國旗的正確性和明智性,這才是宗教寬容最生動的一面。

    如果這樣的案件發生在中國,由中國法官作出同樣的判決,自然不會有什麼問題。因為中國是個強調集體的地方,不要說犧牲一點宗教自由,就算為國捐軀也絕不會允許討價還價。但美國是一個標榜自由的國度,而且向來有著自由的傳統,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無疑是宣示了這樣一個原則:在國家利益面前,個人自由應當無條件服從。而這,恰恰是一種集體主義思想,非但有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,而且違背了美國向來所標榜的自由主義。美國先賢們所反复堅持的“是個人自由創造了國家,而非國家給予個人以自由”的信念,在這裡被徹底溶解。幾乎所有的大法官都忽視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:法律僅得規制行為,不能強迫思想,更不能強迫“愛”。中國諺語說“捆綁不成夫妻”,“強扭的瓜不甜”。我想,如果這些令人敬畏的大法官肯放下架子到中國來進修幾天,或許不會作出如此荒唐的判決。

    哈蘭·斯通(Harlan Stone)大法官是唯一表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。他在發表反對意見時說:“用法律強迫學生表達一種他們不願表達的情感,這種強制已違反了他們的宗教信仰……。”“誘導他們自動表示忠誠是一回事,強制他們這樣做又是另一回事。”斯通大法官離中國人的智慧又接近了一層。

    判決作出後,《聖路易斯郵報》發表了振聾發聵的評論,其文字的力量至今仍令人振奮:“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是違反美國原則的,我們認為最高法院已經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。如果愛國情操依賴這樣的做法——違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——來培養的話,那麼,愛國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,而是一種通過法律來灌入我們喉嚨的東西。”

    不要小看這份小小的判決,它的後果是嚴重的。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,耶和華見證會的信徒遭到無端的攻擊,許多孩子被迫失學。據美國公眾自由聯盟1941年的統計,全美共發生了236起攻擊耶和華見證會信徒的事件,共有1000人次受到傷害。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,這一案件為社會上的迫害和歧視活動開了綠燈。而這一切,顯然超出了當年這些大法官的預料。

    一次判決所引起的思想搖擺,及其所引發的社會問題,數據已​​經擺在那裡,我相信讀者們是能夠領會的。當年人家犯過的錯誤,我們是該引以為戒呢?還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,準備再蹈一次覆轍?

    所幸的是,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些大法官們都算有良知之人,在幾年以後發生的一起類似案件中,錯誤得以糾正。本來,本文所要表達的東西該到此為止,但因為後來的這份判決,判詞實在太優美了,我止不住要奉獻給大家,朋友們可以一邊欣賞其文采,一邊領略其中的思想。

    傑克遜大法官寫道(意譯):

     "憲法權利法案的根本目的,是要保護人的基本權利遠離政治紛爭所引起的難以預料的變化,把他們置於權力和公眾無法觸及的地方,並以此確立一個基本原則:除法院以外的任何人均無權決定人的基本權利。個人對生命、自由、財產的權利,言論自由、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,以及其他基本權利,不可以訴諸於投票,它們不取決於任何選舉的結果。

    (前面這一段是人權思想,正是這一思想有效抑制了多數人暴政。對比之下,國內有些人所主張的文革大民主實在是荒唐之極――犁洲注)……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想用強制的辦法來到達這一目的,而這將產生非常危險的後果。那些想要以強制辦法消除異議的人不久就會發現,他們實際上正在消滅異己。輿論的強行一律只會導致墓地才有的寂靜。 (上面一段已是充滿詩意,下面的一段則可謂感人至深。--犁洲注)……憲法的星空下有一顆不變的星辰,那就是,無論是在政治、民族、宗教,還是在有關於輿論的問題上,任何官員,不管其職位高低,都無權決定什麼是正確,也無權用言語或行動來強迫公民表達信念。如果我們曾經因為某些特殊原因而允許這一例外,那麼現在,我們決不允許這樣的事件再發生! "

    中國不缺真理,缺的是傳播途徑。正確的思想得以傳播,才能在全社會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,有了正確的價值觀,社會的長治久安才能實現。拿愛國來說,愛是一種情感,它的對立是恨。在兩極化思維下,非愛即恨,沒有調和的可能。但世界並非總是兩極的狀態。 《中庸》上說:(舜)隱其惡而揚其善,執其兩端,用其中於民。意思是舜在治理國家方面,常度量人們認識上兩個極端的偏向,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導他們。我膚淺地理解,這些儒家經典似乎是要表達這樣一種思想:在對立的兩極之間,要注意調和,而不可偏廢一極。這是“中”的含義。在社會治理方面,要尊重社會內部自生自發的一些東西即所謂的常規,不要輕易改變它。這又是“庸”的含義。如果我們按照中庸之道,尊重常規來理解,那麼在愛和恨之間尚有中間地帶,即“不愛不恨”。誠然,愛國是一種高尚的情感,但愛更是一種自由,任何人無權強制一種情感(事實上也無法強制,強制得來的愛絕不是真愛)。我承認為國家而奉獻是高尚的行為,但任何人無權強制我高尚。我無權叛國,但我也沒有義務愛國,因為我有權選擇中間不愛不恨! (這裡只說我沒有義務,並不表示我反對愛國。現實生活中,我是愛國者)!

    遺憾的是,受儒家思想浸淫過的中國人竟然都是兩極化的思維。在中國人心中,以下這些都是成立的:非君子即小人,非忠即姦,非善即惡,非人民即敵人,非剝削即被剝削,非革命即反革命,非愛國即漢奸…… 。

    我經常說,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情緒化與兩極化。如果您認為我說錯了,請以實際行動證明。